面对人口老龄化挑战:“银发中国”带给年轻人的现实困境

70年代人:在“421”的重压下摸索前进

  34岁的张景琛刚刚约见了她的保险顾问,计划再给丈夫买一份重大疾病保险,此前,她的家庭保险年支出已达1万元左右。

  张景琛一家,是当下70年代人中最典型的“421模式”。一对夫妇,上面要赡养四位父母长辈,下面要供养一个小孩。这种倒金字塔结构,再加上住房、医疗、教育的“新三座大山”,令多数人感觉吃力。

  张景琛家里的老人都有退休金和社会医疗保障。但一位同事的经历还是令她颇为忧心。同事的父亲虽然也有基本医疗保险,但一场肺癌,花去了几十万元,因为所在单位效益不好,大部分无法报销。那段时间,那位同事为筹措治疗费用非常着急,所有的亲朋好友,能借的都借了。

  目睹同事经历后,张景琛特地去银行给家中的老人开了个账户,每个月都存入一笔钱。“跟保险差不多,当作备用资金,万一有大笔的医疗开支,就动用这笔钱。”

  “我们面临的是养老和养小的双重压力。”张景琛去年刚生了小孩,奶粉钱、保姆费等等,一个月至少要花掉2000元。现在每个月除了给父母存养老备用金外,张景琛还要给孩子存一笔数额不小的教育基金。

  为了要小孩,在某会计师事务所任职的张景琛两年前辞去了“昏天黑地”的工作,小孩9个月大的时候,张景琛把孩子扔给了父母,又回到了“老东家”。“养老费,教育费,房贷,养车费,生活费,不努力工作,怎么扛得了?”

  张景琛对自己的养老问题也早有计划。她一方面增加储蓄,购买商业养老医疗保险,同时也做了一些投资,比如股票、房产等。

  投资不动产,是张景琛最看好的稳定投资。两年前,她和丈夫购买了第二套住房。“这就是为养老打算的。不指望能涨到多少,每个月有稳定的房租,减去贷款,也可以做养老金的补充”。

  目前,“以房养老”,被不少专家认为是有效的养老举措之一。即通过“倒按揭模式”,退休前取得住宅产权,养老之时,把自有产权的房子抵押给金融机构,后者通过评估,每月给房主一笔固定的钱。房主继续享有居住权,当房主去世后,其房产出售,所得用来偿还贷款本息,其升值部分归抵押权人所有。

  对于这种养老模式,社会上也有不同看法。中国人民大学老年学研究所杜鹏所长就曾指出,真正有条件以房养老的人,是现在四五十岁、购有商品房的中年人。其次,大部分“倒按揭”的要求,已经将老人限制在一个相对数量并不大的圈子里,而对这个范围内的老人来说,“倒按揭”补偿的资金只是他们养老金的补偿,不是支柱。

  张景琛认为,养老问题最终还是需要国家在制度上做彻底改革。“单靠社会统筹养老,显然是不够的,应该全面实施年金制度。基本社会统筹,加年金补充养老,再加上商业养老保险,这样的话,我们对未来的养老问题就不那么担忧了。”

    80年代人:即将披挂上阵,部分人要承担父辈祖辈养老

  提起养老,高子谦觉得这还是离自己挺遥远的话题。

  和很多80年代出生的人一样,24岁的高子谦在父母眼里是个“幸福宝宝”。大学毕业,高子谦进了一家日资企业,工资属于白领里的中档。他父母目前还都在工作,有相对完善的基本生活保障。

  “我年轻的时候多挣钱,老了就住养老院去,指望下一代是不行的,我不给他们添麻烦就很不错了。”高子谦说。

  机构养老确实是近年来逐步被推广的养老模式之一。但机构养老,对中国传统的“养儿防老”观念是一个挑战。同时对“未富先老”的中国来说,配套设施的不完善,也是正要面临的问题之一。上海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主任卢汉龙研究员的一项调研显示,全球95%的老人依旧钟情“居家养老”,为此,许多国家和地区的政府都把“居家养老”作为解决养老问题的主流模式。

  对尚未感受到养老负担的高子谦来说,养老问题还可以“走一步看一步”。但对25岁的任建军来说,这个离同龄人或许还遥远的问题,已令他颇感压力。

  来自四川绵阳小镇的任建军,大学毕业后和女友一起在北京打拼。虽然每月七八千元的收入貌似不错,但去掉房租、生活费等开销,基本就所剩不多了。

  任建军家里的经济条件不容乐观:妈妈退休后每月有500元的养老金,爸爸下岗后开了个小茶馆,每月也有四五百元左右的收入,“这些钱,加上他们的积蓄,相当于当地的中等水平。”
  但任建军的父母目前还要承担爷爷、奶奶、外婆三位高龄老人的养老重任。“乡镇消费低,基本生活没什么问题,就是怕生病。前阵子奶奶因为小毛病住了次院,就花了2000多元,这对我父母来说,就是大笔支出了。后来爷爷和爸爸各出一部分,分担了这笔开销。”

  “我们因为事业还刚刚起步,经济能力有限,现在也只是逢年过节的时候,给家里一些钱。”任建军估算了一下,他和女友每年给家里的钱,合计大概1万元左右。

  “我们应该算是典型的老龄社会家庭了吧。我和女友两个人,以后首先要赡养双方父母四位老人,然后再加上爷爷奶奶外婆,这样的模式在以后的老龄化社会里,估计是很常见的。”任建军说。

  任建军对养老重任,并无良策,他现在考虑的惟一可行方案,就是回四川。“北京买房的压力太大了。我们计划在北京再辛苦两年,攒点钱,就回四川去,找个安稳的工作,做一些养老的规划,还可以就近照顾老人。”据说,很多漂在北京的青年人,都有类似的想法。

  此外,他就指望国家的养老保险改革了。“我年轻时当然要努力挣钱,但也希望我国能发展成高福利国家。我的同学在丹麦工作,听说那里从摇篮到坟墓,国家全包了。”

   农村出来的年轻人,往往要负担整个家庭的养老问题

  一个煤气灶,平放的两张床,一台电视机,四样物件已经把房子的空间挤得所剩无几——这是贾易东一家人的客厅、卧室兼厨房。一家4口就住在十几平方米的空间里。

  23岁的贾易东是中国人民大学大四的学生,他的弟弟易南21岁,没读完初中就辍学到外地打工。他们家本来在四川省的一个小山村里,那里是国家级贫困县。2004年10月,贾易东把一家人接到北京,现在住在玉泉山脚下的一间平房里。在朋友的介绍下,他为父母各找到了一份清洁工的工作,弟弟也来到一家技术安装公司工作,他们的生活比在农村时稍有起色。但2006年6月17日早晨,父亲突发脑溢血,做完手术后已经过去100天了,他一直没有醒过来。

  当被问及父母养老问题,贾易东无奈地说:“他们没有别的保障,只有我们两兄弟。这个问题我考虑过很多次,还是不知道怎么办……只能靠我们出来赚钱养他们了。”

  目前,贾易东上大学的学费都要依靠银行的贷款,父亲突然犯病后,他四处借钱,筹了一些钱,但医院每天住院及治疗花费约在千元上下,这笔钱很快用完后,他只好将父亲接到家里疗养。后续的治疗费每月仍需1500元以上。

  “我们做子女的压力太大了。”贾易东感叹道,“父亲康复可能需要五年十年甚至更长时间。现在每一笔花销对我们来说都是压力。没有政策支持,我们的日子不好过。”

  他父亲在2005年加入了农村合作医疗,除此之外,没有买任何保险。但因为他需要在北京治病,连合作医疗的优惠也无法享受。

  贾易东从大一就开始准备考法学研究生,现在正进行最后的冲刺。可是突如其来的这场变故让他开始考虑是否要先找工作,但最后他还是选择了考研。

  “我找工作的首要条件是工资高,但现在就业压力太大。”贾易东说,“父亲的病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康复,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,我不能仅仅考虑他的病,还有责任让家里其他人都过得更好。”

  “我们还算幸运的,能够借到一些钱。我知道村里有几家人,孩子还比较小,家长在工地上出了事,被送回老家治疗。而事实上,他们根本没有得到很好的治疗,负担更重。”贾易东说。
  “关键是养老体制的问题。现行养老体制覆盖面没有涉及农村。”对法律政策颇有研究的贾易东对养老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,“养儿防老的观念在农村已经不现实了,因为它主要是靠伦理道德来维系。而土地之类的资本,又不足以维持老人晚年的生活。再加上多数农村青壮年出去打工,谁来照顾老人?真正的解决之道,还是要靠法律政策来保障老人的权利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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